信任成就未来

De Haan 先生,您如何定义未来?未来是由过去的事件所决定的预测,还是充满开放可能性的时代?
未来始终是两者兼而有之。基本上,我们过去已知的一切以及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都会在未来终结,因为我们行动的后果将在未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没办法确定,人们不会根据各种预测采取行动并自己提出新的想法。不然,人们就必须得承认,有些预言确实能够预示未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心想:我什么都不必做,因为无论如何,未来都会发生——未来是确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预测分析师只能使用概率进行分析。让我们仅以气候变化为例。预测分析师论证,当他们断言海平面会随温度进一步上升时,如果您采取的行动和以往一样,那么这件事将会成为事实。未来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则会说:温度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如果我们想避免可能出现的全球影响,那么我们必须在经济、生活和移动出行方式方面为未来寻找新的选择。
在当今这样不确定的时期,是否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未来研究者?
我们认为确实如此。人们对于并不旨在短期内抗击疫情的答案有着明显的兴趣。与几年前相比,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在当今社会经历的高动态变化和高度创新中找到全新的或改进的行动方法。我们始终尝试与当地的行动者一起参与,构建未来的理念并将这些方法放在更大的环境下审视。不应只局限于一个行业,例如汽车行业,也不能仅关注学校一类的机构。相反,还要在更大的环境下引起更多关注,例如对行业或机构产生影响的大趋势。
您的工作内容中包含分析社会变革的过程。具体是怎样做的呢?
未来研究主要并不是像统计学的概率记录一样在狭义的预测领域发挥作用。我们关注的是日常所说的“可能性”。它们是严重依赖合理性的可能发展趋势。我们试图找到可能促成某些发展的充分原因。预测仅在极少数地方有所帮助。即使有人尝试这样做,也几乎不可能以指数或线性方式推导出实际情况。我们研究哪些原因能够促进某些发展进一步继续或是促成某些发展成为现实。但是我们的研究也与过去息息相关。因为我们在寻找法语中所谓的“longue durée(长期性)”。如果有的发展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从中也可以学到很多。
“
审美化是一种普遍趋势。我们给事物和事件赋予非常个性化的解读。”

请举一个例子。
例如,自上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经历的整个个性化过程。数百年来,我们不断在我们的文化中追寻这些需求:更强烈地将自己视为独立个体,能够作为个人进行表达,或是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想想行会制度的废除或是职务继承。或者,请想一想共同生活的情况。140 年前,人们曾被婚姻强制性地捆绑在一起。如今,我们更多地谈论共度生命阶段的伴侣。性别二元论的这种定性也不复存在。所有这些事都已经改变,并且可以在个性化过程中非常清楚地描述。另外,人们对于更多参与,即对参与决策过程的兴趣也明显不断高涨。同时,这种参与的愿望调动了广大的人民阶层。所有这些都可能会继续,因为背后的利益并没有那么快地改变,而是在变革发生之前需要很长的启动过程。
世界上的不同社会如何变化?推动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对个性化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即使在像中国这样集体主义强烈的国家中也是如此。此外,审美化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即自我表达的形式。不仅是通过一件衣服展示自己是某个团体的成员。相反,我们给物品和事件赋予非常个人化的意义。一件东西,例如某个品牌的汽车,不再仅仅是传统的身份象征。不,更重要的是您需要这件东西这一事实,因为您为自身赋予了意义。产品的价格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您可能在几年前就看到了好的转变。总是在精品美食店里买香槟的有钱人们发现,折扣店的香槟也一样好。他们不再害怕在那里购物,因为那里也有人们想要用来表达自我的产品。人们不再执着于酒瓶上的标签。
“
态度反映着一个社会对未来的期望。”
人们何时会推动变革?或者换一种说法:能够说未来是一种心态,一种态度吗?
是的,一点没错。态度是一个新兴的词汇,它是自我规范、价值观、感受和其他看法的总合。态度也表达了对社会未来的期望。我们发现,有一种态度对未来和变革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开明。而相反则是某种“变化阻力”。即抵抗变革过程的阻力。这种态度更容易在民粹主义团体中看到。即极为坚持旧俗和习惯,因为人们不再赞同创新,不再跟得上创新,或者不采纳创新。与此同时,年轻人中的其他群体也正在产生新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严重依赖于数字世界,基本上数字世界就可以看作他们的生活中心。
社会如何开拓各种可能性,可持续地塑造未来,实现创新?
就在几年前,我会说,高度的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是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或者说是对个性化创造力的促进。而现在我不太确定了。人们不再说,人需要足够的自由度,才能通过创新能力自己开发和设计某些东西。所谓的 21 世纪技能,例如促进创造力、批评能力等,基本上不是通过鼓励个人化的教育体系来传授的,而几乎总是通过基于新社会群体的倡议行动传播开来。因此,有助于创新的是协作体系、共同开发和较少的个人活动。换一种说法:多样化团队的创造力高于单个成员。

社会变革是相对缓慢的吗?还是存在一些因素会加速发展?
就态度而言,既然您提到这一点,发展都是很缓慢的。从生活方式的转变中可以很好地看出这一点。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已经取代了采取按部就班模式的传统思维,它们表明了这种改变并不是迅速发生的。当然,变革的推动力也非常强。例如乱局,当新技术非常活跃时就会出现,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样。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可能性。我想到了可穿戴设备,即我们的衣服与他人的衣服交流。或扩大我们的感官,在见面时使我们了解有关他人的信息。全新的事物正在发展。问题不在于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是否有意义。重要的是,这些创新必须得到积极响应。理想情况下,创新产品的潜在用户会说:“难以置信!我之前都不知道我必须拥有它。”
您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像疫情这样的危机现在对变革具有短期而强烈的影响,而人们会相对迅速地回归到其过去的行为模式。
确实,我是这样看的。习惯化,即我们的习惯,非常稳定。这是每个尝试改变的人都会有的经验。人们在每个除夕夜都对自己说,在新的一年我要做更多的运动。但是谁能坚持多久呢?或打算改变饮食习惯的人:大多数人都无法坚持。人们会回到自己一直运动或饮食的方式。因为这些是根深蒂固的习惯形式,我们已对此习以为常。另一方面,我们目前也在本次疫情中看到了向数字家庭办公室方向发展的驱动力。我确实认为未来会有新的效率标准:我们需要这次商务差旅吗?我们必须亲自到场吗?还是就此以数字方式进行 45 分钟的讨论就足够了?在这方面可能会出现新的习惯。但是人们也会非常想要回到熟悉的行为模式。前往常去的餐馆。或是在常去的俱乐部碰面。
人们的习惯,或者更积极地说,社会的韧性能够战胜变革过程的恐惧吗?
特别是在德国,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这种恐惧更明显。这里的人们会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所看到新事物会造成什么后果,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尝试新事物。而其他文化则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巴西、英国或是越南。那里的态度是:即使我们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也至少可以先尝试一下。

Gerhard de Haan 博士教授
Gerhard de Haan 博士教授是未来研究和教育研究教授,是柏林自由大学未来研究所的负责人。2010 年,他在德语区设立了第一个未来研究硕士学位。De Haan 研究教育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通过以“自然与教育”为主题的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以题为“教育学的时代”的学术论文获得了大学任教资格。他的研究重点是未来研究、知识社会、创新研究和可持续发展。他目前主要对以下两个问题感兴趣:一个社会如何在今天必须定位自己,才能作为知识社会可持续发展?怎样进行未来研究?
De Haan 教授活跃于教育研究领域已有 20 余年,并开展了许多研究和开发项目。除此之外,他是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行动计划“可持续发展教育”(2015-2019 年)的科学顾问,并参与了许多国内和国际机构的工作。目前,他发表的著作已超过 300 种,包括“可持续发展教育”、“知识社会”、“风险研究”、“文化历史”和“教育与未来”等主题。Gerhard de Haan 博士教授荣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绩勋章中的联邦绶带十字勋章。
所以说,对未来的感知总是取决于更大的环境,而不是非常个人化的评估?
是这样的。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可谓是见仁见智。所谓的生活享乐主义者对创新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他们通过以下方式评估未来:什么对我来说有吸引力?这个群体非常注重休闲,充满活力,总是在寻找新的事件和事物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较为保守的阶层则对变革的期待较少。但是比这些分类来说更重要的是,目前在社交媒体上正在聚集这种小到仅 50 人或大至 150 人的小型协作体系。在这些群体内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由大家共同决定,因为其中也有舆论制造者,他们言论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较为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在这些群体中,人们感觉到自己并非在一条小路上孤单独行,而是总有人在一起。
强大的集体认同感和这种社群意识会造就对未来的乐观精神吗?
尤其是在变革方面,这种集体认同正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的,这对于采取行动至关重要。以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为例。社会中年龄较小的部分(例如 14 至 24 岁)受其影响最大。但是恰恰是那些最明显地受到影响的人与那些毫不关心该主题的人在行为上没有任何不同。这是为什么?他们相信完全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忧虑不安。如果询问他们,你的朋友或家人如何看待你关心的话题,就会听到以下说法:其他人完全不像我一样在乎这些话题。所以,他们会感到孤独,并且不作任何改变。对于变革,人们需要这种社群意识,需要强大的集体认同感。
那么,变革是在自己的同质群体中定义的吗?
是的,这很重要。对于我们在未来研究中的分析来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信任。我们信任哪些信息来源?有人说,我通过我读的当地报纸勾勒了自己的边界,我只相信它。另一些人则说,我看周报,因为它说的是正确的。还有人则信任 YouTube 等其他渠道,以及同龄人中的其他人。在处理有关未来的问题时,问题始终是:人们究竟如何对表达的内容建立信任?一个例子:我是德国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成员。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所面临的问题通常是:我们如何让人们接受新技术?然后我说:这不是首先要关心的。您必须首先看到,新技术得到了人们的响应。更确切地说,这种响应基于对您创新研发内容的信赖。
“
未来基本上由预测组成。”
接受未来是基于信任吗?
我是这么看的,是的。未来的基准是什么?我们没有现实可供参看。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中,我们无法凭借我们的历史经验轻松应对对未来的期望。未来基本上由预测组成。然后,在将这些内容呈现给他人时,必须赢得对方的信任——否则,这些预测将不会被相信,有效就更无从谈起。另外,这一点也适用于公司。您必须对正在开发的创意充满信心。这是关键。
对于您个人而言,您对未来有信心吗?您的态度是很积极正面的还是比较担忧呢?
在某些方面,我相当忧心未来,主要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尤其是气候变化方面。因为统计数据使我不太乐观。我学会了在许多领域进行更复杂的思考。可能会出现有吸引力的创新——能够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接着我问自己:这项创新的后果是什么,然后这项创新的后果还会造成什么后果?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风险和危险,即使好意的变革,人们也要保持怀疑。当然,现在技术上有很多可能性。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或新的出行方式。但是变革是一项全球任务。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也还没有完全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哪怕最先进的汽车应用全新的驱动方式——至少在现在,如果没有四十亿人排着队想要这样的汽车,我们就尚不能说我们成功了。但是这种怀疑或许也是时代的一环。
你对未来所持的态度会反映在你当下的生后经历中。但是年轻一代能够以更轻松的方式走向未来。
一定会的。智慧的前人在此期间已经为几乎所有问题制定了解决方案,而年轻应当乐于接受这些解决方案。我建议年轻人:不要总是循规蹈矩,而是要针对你们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寻找自己的答案,就正如有句话所说:“如果你们想出的就是解决方案,那我宁可重新再问一遍。”最好重新深入思考,开发出别人在他们所处时代尚无法看到的创新。年轻的一代应该有机会发挥创意,而不必跟随先辈的脚步。
